电影《活着》与小说《活着》在叙事线索的设计上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，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故事的呈现方式上，还体现在对人物命运的处理、情感的表达以及对时代背景的描绘上。
首先，从叙事结构上看，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，通过主人公福贵的视角回顾自己的一生，这种叙述方式使得故事具有较强的代入感和主观色彩。而电影则采用了旁观者的视角，通过线性的时间结构，将故事分为四十年代、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和“以后”四个部分，这种叙事方式更加直观和客观，使得观众能够更清晰地看到时代变迁对个人命运的影响。
其次，电影对小说中的一些情节进行了删减和改编。例如，小说中福贵的家人和朋友最终都离他而去，只剩下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，这种结局更加突出了小说的悲剧色彩。而电影则对结局进行了温情化处理，福贵的妻子家珍、外孙馒头和二喜都活了下来，这样的改动使得电影的结局更加接近现实，也更具有希望感。
在人物命运的处理上，电影也做了一些调整。例如，小说中春生、家珍、苦根、二喜都死了，而电影中春生的生死没有明确交代，家珍、馒头、二喜都活了下来。这种改动可能是出于电影篇幅有限的考虑，也可能是为了让电影的情感更加丰富和多元。
此外，电影在情感表达上也有所不同。小说主要以生存为主题，描绘了主人公福贵的存在状态，而电影则在反映社会动荡给人带来的苦难时，更加强调了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，给观众一种春风吹又生的希望。
在对时代背景的描绘上，电影通过具体的道具、环境安排和色彩运用，如皮影戏、秦腔、胡琴等具有关中特色的元素，以及对红色的极致运用，为观众呈现了一段历史和现实。这些元素不仅丰富了电影的视觉效果，也加深了对时代氛围的感受。
电影《活着》在改编小说时，既保留了原著的核心精神，又根据电影艺术的特点进行了创新和调整，使得电影成为了一部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。这些改动不仅体现了导演张艺谋的个人风格，也使得电影能够更好地与观众产生共鸣，引发人们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反思。
